冤狱七年　石家庄市何兰花控告江泽民

【圆明网】河北省石家庄市石药集团今年六十八岁的职工何兰花二零零二年十二月被冤判七年，在石家庄第二监狱、保定满城监狱和河北女子监狱遭受精神洗脑和超体力奴工迫害，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带着伤痕累累的身心回到家。

二零一五年六月二十七日，何兰花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她在《刑事控告书》中说：“由于长时间的精神压力，加上每天从早到晚繁重的奴工劳动，身体每况愈下。有一天，收工后洗漱完，在厕所里滑倒了，左腿脚脖子韧带扭伤，受伤很重，不能下床自理，疼痛难忍。就是这样，还叫（我）做奴工，不能到车间，拿到监舍，穿书包带。……由于不能及时治疗和保护好牙齿，慢慢牙都松动了，吃饭更费劲了，造成了经常胃疼。”

即使在残酷的迫害和繁重的奴工劳动中，何兰花坚持以真善忍要求自己。一次，“祝小红又和我谈话，我讲了我炼（法轮）功后，身体好了，用真善忍要求自己，讲我买菜找我假钱，我把假钱交到银行，让其作废了。银行职员看我自己承担损失，就说：‘她的假钱还给她。’我说：‘那她肯定还会再混出去给别人，流通社会，不成了恶性循环了？’旁边取钱的一个顾客说：‘现在这样的好人不多了。’”

“祝小红知道我姑娘办‘小餐桌’（供学生们吃饭），就问我姑娘是怎么经营的？我告诉她，姑娘说：‘别人都是让孩子喝豆浆，我让孩子们喝的是牛奶。’中队长陆姓警官说：‘你儿子老实厚道，我弟弟也是。我说没事不用每月来了，你儿子说，不来看我妈，我不放心。’”

在冤狱中，何兰花用善心改变了警察对法轮功学员的看法。她说：“其实很多狱警心里也知道，我们炼法轮功的人好。但是当时的政策，上面的命令和自己的工作性质，使他们身不由己做着违背人本性的‘转化’迫害。”

何兰花，是河北省石家庄市石药集团退休职工，一九九六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炼功之前，何兰花患有胃病、贫血、高血压、心律不齐、肩周炎、腰腿疼痛、关节痛、眼睛视物模糊、严重的子宫脱垂（Ⅱ度）等病。医生叫她做手术，她哭着说：“丈夫刚去世，儿女也失业了，维持生活都困难，哪来的钱住院治病呢？”医生很同情的说：“你做保守治疗吧，练练功，提提阳气，但你一定要坚持到底。”

就这样，何兰花练起了气功，但收效甚微。一个偶然机会，何兰花开始修炼法轮功后，很快身体好了，真是无病一身轻啊。同时，修炼法轮功，使她胸怀大度，不与人争名夺利，凡事顺其自然，坦然相对。

一、上访说真话 被绑架 片警骚扰

可从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之后江泽民利用手中的权力，指使全国所有的机关部门对法轮功进行迫害，造谣侮辱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抄家，交书，抓法轮功辅导员及修炼者，真是铺天盖地。

为了讲一句真话，我走到了北京，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喊出了“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九日，在天安门广场被抓，和全国各地的大法弟子一起被抓进铁笼子里。因不报姓名地址，第二天又把我们押到北京东城看守所。隔一天，又送到一个派出所。跟我谈话后，他们听我口音，看穿戴，估计我来自河北，就把我交到了河北省驻京办事处。

在河北省驻京办事处正巧碰到了我单位一位法轮功学员的丈夫，还有单位保卫处的人，他们是开车到北京来找那位法轮功学员的。结果没碰到那位法轮功学员却碰到了我，就这样，单位车把我拉了回来，送到了友谊大街派出所，非法关了我两天。这两天时间，饭费花了三十多元，剩下十几元，派出所没有给我，又送我到拘留所，非法关押半个月。

到二零零零年十二月三十日，在友谊大街办事处、居委会、单位保卫科长、派出所指导员纪庄才（专管迫害法轮功案子）、片警王晋生等人员，让我表态，写“保证书”，我不配合，纪庄才威胁说：“我劳教你三年，我看你再往外走！”

最后，我单位保卫科长对我说是要一千元的出车油钱，也没开什么收据，实际上，出面用这钱请了他们这些人一桌酒菜饭，把派出所的人灌醉了，不了了之。办事处让交了两千元押金，说是元旦不再去北京，一星期还给。

二、非法关押在石家庄第一看守所一年有余

二零零二年三月十日晚十一点三十分，家里的门铃突然急速不断的响起来，同时家里的座机电话也不断的响起来，我开门一看，原来是友谊大街派出所副所长史俊印和片警王晋生，带着桥西分局刑警队的三个人。闯进家门就开始乱翻找东西，把我的私人物品抄走了很多。在我据理力争的情况下，才把便携式VCD机子留下了。

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刑具：铁椅子

两个一米八高度警察把个子不高的我架下楼，塞进警车里，把我带到了友谊大街派出所，用铐子铐住我的胳膊，铐在铁椅子上两天两宿。期间，非法审讯我，还带到按手印的地方去，全手印手印。

二零零二年三月十二日下午，把我送到石家庄第一看守所，非法关押一年零两个月零六天。

在第一看守所，进去后，先交现金二十五元给个褥子，还要存钱买日用品等等。一年多当中，过着非人的生活。尤其对法轮功学员，无论打水、打饭，法轮功学员最后才给，睡觉在最后挨门挨厕所，强制做奴工。每天后半夜两点至四点值班，最困的时候。因为水泥炕是大通铺，人挨人，稍一动，可能就碰到了身旁正在睡觉的人。

有一次，我坐起来发正念，炼功，腿一盘，无意中碰着犯人冯俊岭，她就不干了，又吵又嚷，她这一吵，几乎监号里的人都吵醒了。人们骂骂咧咧，白天把狱警也叫来了。狱警不管三七二十一，让我在地上睡，就这样，我在冰凉的水泥地上睡了二十天，当时是最冷的时候。

犯人吴秀英在厕所里打我，拧我胳膊（因厕所里没有监控器），说什么你们法轮功抄经文，让我受牵连。凭什么？我要不是看你岁数大了，看我不好好收拾你。我说，你凭什么打人？我哪打你了，谁见了？犯人吴秀英穷凶极恶的瞪着两只眼睛。那时真是度日如年，受着煎熬。

三、非法判刑三年

在石家庄第一看守所非法关押三个月后转捕，后开庭审理，草草开庭，草草收场。我当庭呈上书面文字，陈述我没有违法，信仰自由，法轮功不是×教，是教人向善的好功法。

石家庄市桥西区检察院第一次给我的起诉书，连章都没盖，很不负责任。后来过了几天，又拿了一份盖章的跟我换，起诉书在检察员张婕的名字上盖上了石家庄桥西区检察院的章。我没有把原来那份给他，一直保存到现在。

年底，石家庄市桥西区法院刑事判决书下来后，非法判处我有期徒刑七年。在判决书上签字的人有：审判长张燕超，审判员王玉才，审判员郑丽君，书记员聂志岩。

我不服，依法上诉。石家庄中级法院，连庭都没开，就下发了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石家庄市中级法院审判长孙月梅、审判员吕玲、代理审判员刘斌，书记员孙世伟。

四、陷冤狱六年

非典期间，二零零三年五月十九日，把我从一看送到石家庄二监狱。把我们五个人非法关押在禁闭室。把我的衣物翻的乱七八糟，一卷卷的卫生纸从中间切开，乱糟糟的，零散在地上。暖壶底卸下来，被子里面、被罩全拆散了，露着套子。屋里一个痰盂，一个地铺；一天开两次门，一次一个小时；屋里还有监控。后又送入监队，所谓安全教育，背监规，军训，围攻洗脑，不许任何人接触，最后下车间劳动，包筷子。

二零零三年七月三日，又把我从石家庄第二监狱，转押到保定满城太行监狱。在太行监狱两年多的时间，每天让做奴工，有时甚至加班到深夜。隔三差五的用答卷的形式洗脑。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初，我和被非法关押在女子监区三中队的其他六位大法弟子写严正声明，内容是法轮大法是修真善忍的宇宙大法，坚修大法，一修到底。签上我们的名字，交到了三中队办公室，交给了教导员祝小红。

祝小红气得大发雷霆，叫我蹲下，训话。你为什么要签名？我说，法轮大法是佛法，法轮大法是修真善忍的宇宙大法，信仰自由。过后几天，又把我叫到监舍办公室，让我坐下。所有犯人谈话都是蹲着或站着。假惺惺的用所谓感化、教育方式和我谈心，无非是为了让我放弃信仰。

再后来，祝小红又和我谈话，我讲了我炼功后，身体好了，用真善忍要求自己，讲我买菜找我假钱，我把假钱交到银行，让其作废了。银行职员看我自己承担损失，就说，她的假钱还给她。我说，那她肯定还会再混出去给别人，流通社会，不成了恶性循环了？旁边取钱的一个顾客说：“现在这样的好人不多了。”

祝小红知道我姑娘办“小餐桌”（供学生们吃饭），就问我姑娘是怎么经营的。我姑娘说：“别人都是让孩子喝豆浆，我让孩子们喝的是牛奶。”中队长陆姓警官说：“你儿子老实厚道，我弟弟也是。我说没事不用每月来了，你儿子说，不来看我妈，我不放心。”

其实很多狱警心里也知道，我们炼法轮功的人好。但是当时的政策，上面的命令和自己的工作性质，使他们身不由己做着违背人本性的“转化”迫害。

他们没办法了，指使邪悟的人对我“转化”迫害，把我安排在监区电视房里，没有暖气，当时我只穿着一身旧绒衣、绒裤，穿着单鞋。犹大们（放弃信仰的人）穿着厚棉衣，手里捧着热水，五六个人。一个叫魏琴的邪悟人员叫我坐正，面朝墙，一动不许动，动就打我，说：“你不是讲真、善、忍吗？我就是暴徒，我就打你，怎么着？”真是一副不讲理的样子。好端端的一个人，竟被转化成这个样子。

五、六个人嗡嗡嗡的围着我说，每天从早起八点至晚十点，折磨了我将近一个月。她们给三中队教导员祝小红汇报，说我胡搅蛮缠，邪悟者换了一班又一班，到后来甚至把二中队、四中队的也叫来“转化”我。晚上把我关在禁闭室，两个犹大看着我，一直到要过大年了，才松点。

生产任务忙了，我们被迫到车间干活；不忙了，又开始组织看电视洗脑，组织每天学习，上午由警察讲课，下午讨论、心得体会。其实就是洗脑。

有一次是三中队警察刘景的课，我非常难受，眼睁不开，心跳极快，头晕。我坐在前排，刘景看我这样，不但不说让我去看医生，还拿粉笔头照我脸就投了过来。我当时什么都不知道了。下课了，同修才把我送到医务室。血压好高，心脏跳动过速，必须卧床休息。

二零零四年，石家庄桥西610主任及友谊大街办事处主任，居委会姓李的主任以关心我为借口，到满城监狱，对监狱蓝狱长，三中队教导员祝小红“转化”我，还说：“说说你儿子，你儿子表现不好。”构陷我的家人。过后，包组队长陆警官说，你儿子也炼功吗？我说：“把我弄到这里来，七年刑期，我儿子能态度好吗？”她点点头说，一看你儿子就是个老实厚道人。

由于长时间的精神压力，加上每天从早到晚繁重的奴工劳动，身体每况愈下，有一天，收工后洗漱完，在厕所里滑倒了，左腿脚脖子韧带扭伤，受伤很重，不能下床自理，疼痛难忍。就是这样，还叫做奴工，不能到车间，拿到监舍，穿书包带。

剪子、刀子之类不让带到监舍。硬东西带皮的东西咬不动，由于不能及时治疗、保护好牙齿，慢慢牙都松动了，吃饭更费劲了，造成了经常胃疼。

有一次，我又吐又泻，很严重，胃疼的不能吃东西，又碰上锅炉停了一星期，没有热水喝。终于盼到接见日，到接见室买碗热汤，三中队姓程的警察不让。她说食堂的饭比接见室的饭还软。告诉她我胃疼，锅炉房没有热水，我只买碗汤。最后勉强叫家人给买到一碗汤。

二零零五年八月八日，由保定满城监狱转到河北女子监狱，我被分到七监区，监区长葛曙光，副监区长布艳丽，教导员马莉，副教导员刘伟。后葛曙光调教育科，换监区长安志英。七监区在五楼最高一层。衣服被褥日用品搬不动，更别说上楼了，一个法轮功同修偷偷的帮我背上去了。

在离开保定满城监狱时，监狱姓程的狱警指使犯人搜身，把所有东西都搜走了，包括行李包的钥匙。到了河北女子监狱，又要检查，因为钥匙没了，行李包被撕开检查，造成个人物品丢失。

我被迫在七监区做奴工，每天五点多起床，搞全区的卫生，走廊大厅，门窗，楼梯扶手，每天擦好几遍，冲厕所，倒垃圾，从大垃圾桶装到编织袋里，一个人装特别费劲，七点之前，必须从五楼运到一楼，过时间不拉了。还要帮助打水，灌好全监区每个人的暖壶，再提到每个监舍屋里排好。本小组监舍屋里的卫生也要打扫。达不到标准就挨罚，累的我腰酸腿疼，血压高，经常是170/110。

有一天晚上，胃疼的直呻吟，越来越厉害，不止一次的又吐又泻、吐血丝。本监舍值班人员看我实在忍耐不住了，她把犯医何蕊叫醒了，说明情况。何蕊气呼呼的说：“早干什么，这个点，正睡觉，今天正好马教导员值班，我去叫，等着瞧吧，有你好受的！老哼哼什么呢？！”

好不容易挨到早晨，去找马莉请假，马莉拉着脸说：“克服克服吧，没人。”就这样，我疼痛一宿没睡，白天水米未进，胃还在剧烈的疼痛，艰难的干完活，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再后来，后勤人员全到车间劳动，从早上七点出工到晚上，有时甚至加班到后半夜才收工，做羽绒服。

二零零六年八月八日，我又从七监区转到十一监区，这里大多是老弱病残服刑人员。监区长金晓明，教导员周春燕，狱警冯海萍，还有个姓康的、姓姚的，后又调来张书红监区长，黄梅英教导员。

到这个监区，我成了壮劳力，重活累活都得干，开始包夹对法轮功学员监视，不许随便说话，让监舍的每个人都监视着，汇报给狱警。犯人头安静，犯医何蕊，合伙整我，刁难我，而她们自己违纪违规，别人给她们汇报了。

到后来，警察冯海萍慢慢时间长了，看到我都做的很善待别人，帮助弱者，无论生活上各个方面对谁都好，我用大法弟子的行为改变了她对我的态度。有一次，我帮白玉枝整理了一下衣服，白玉枝的包夹恶犯柳叶汇报给狱警监区长金晓明说：“你态度老实点，已经高看你了，写保证，不然三停（停接见、停购物、停通讯）。”

还必须完成任务，我的任务是每天粘八十双鞋底，必须验收合格才算；包糖块，一麻袋，一麻袋自己搬；还得看好自己的东西，不然丢失了。

以前在保定满城监狱曾经给我抽血，大概是二零零三年至二零零五年；河北女子监狱二零零八年监区被关押的服刑人员每个人都要抽血，什么原因不清楚，不知道跟活摘器官的事情有无关系。

五、带着七年冤狱的伤痕回家

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出狱，七年的刑期到了。带着被折磨的伤痕累累的身心回到了家中。

多年的冤狱迫害，长期的高强度奴工劳动，多年的洗脑精神折磨，使我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最残酷的是不让学法炼功。我本来就是一身病，修炼法轮功好了，现在他们生生剥夺了我修炼的权利，加之体力严重超支，精神压抑，使我身体受损，我经常血压高，胃疼，牙齿掉了很多，最后出狱时，上牙还剩一颗，下牙还剩三分之一。

经济上，退休工资被停发，造成生活艰难。当我为此找到负责单位时，石家庄市社保局负责退休职工工资的人说七年刑期间没有扣完，还欠近二万元，你交了才给你工资，不交不发工资。我几年没有退休工资，现在刚从监狱出来，哪有钱交啊？就这样回家两年多，没有生活来源，靠亲友接济，直到二零一零年底，才给工资，而且按刑期前工资的基数算起。